史上最大规模换脸术！消防员经过100多名医生手术26小时成功“换脸”

在我国，主张承认胎儿享有生命权的吁求逐渐强烈。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法律专科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2][德]许迪曼·伯恩德：《中欧法学教育制度和研究体制》，付强、仁晓霞译，载《法学家》2000年第4期。

法学院教育→初任法官考试→法官职业。不同的学校隶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教育培养方式是法律院校独立承担法学教育任务，国家统一组织管理。这些院校数量较少，目前只有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其行业管理主要是由全美律师协会（ABA）和美国法学院协会（AALS）进行，通过批准认可法学院办学资格，设置法学院课程以及学制，定期评估、审核法学院办学资格、组织法学教师参加学术交流、培训等形式对法学院进行管理。

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是中国法学教育模式的一大特色。（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混合模式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实施，人们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法制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具体的法律运行中，人们通过扮演某一角色来促成法律的运转。

对于一个盲人只能依据一个合理、谨慎的盲人的注意标准去认定其过失，而不是依明眼人的标准。就思想渊源来说，个人独特性并不是随着社会的出现和哲学的形成就自然存在的命题，相反，在早期思想家的著作中，强调更多的是人的政治性、社会性。法律之所以必须具有普遍性，对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视而不见，可以作如下解释：第一，社会共同体存在的需要。从行为方面而言，一个行为可能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影响时，就会成为法律关注的对象。

[18] 张民安:《法国侵权责任根据研究》，载吴汉东主编:《私法》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背离了普通人会采取的行为方式和行为标准，那就成为可能追究其过错的诱因。

后者正是本源性的至关重要点，因为，若不具备该能力，人的决意则不可能由应当规范所决定。个人在私生活上的自由，借用这一观念可以作出如下诊释：第一，私生活上的自由是个人一种行为上的自主。在这一领域中，人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发表意见，针贬时政，从而体现公民的政治责任和社会使命。[49] [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为确保法律普遍性的实现，法律首先推定人人皆知法律。基于不止一个充足的理由，法律看待人时并不试图像上帝那样看待他们。加达默尔明确指出，在法律应用的过程中，执法者必须松懈法律的严厉性，这倒不是因为法律本身有缺陷，而是因为相对于法律所认为的秩序来说，人的实在必然总是不完善的，因而不允许有任何单纯的法律的应用。在适用抽象的法律规则办理案件的时候，立足于个案中特定的人与特定的事，才可能使抽象的规则所包含的意义得以呈现。

作为一种应然规范，法律告诉人们的是，在什么情形下以什么标准行事。（二）在法律的调整对象上，承认弱者存在的事实，为少数人提供补足能力的法律保障法律追求平等，然而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因素会加剧本来就具有独特性的个人在心理、生理、能力等方面的分化。

[41] [荷]格劳修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45] 前引[15]，凯尔森书，第152页。

这也就是英美侵权法所采取的理性人的行为标准。[49]所谓个案的特点，说到底也就是某一特定案件中由于人的独特性所产生的例外情况，比如与常人不一般的理解能力，生活和工作中的特殊际遇，所面对的特殊的受害人或者所处的特殊的行为场地，等等。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说，尊严意味着体面的生存。[44]可见，法律必须有一个个别化的过程。身份的存在与某种特定的关系或活动相连，前者如家庭关系中的子女，后者如合同关系中的甲方乙方。对于真正的法律上的弱者来说，还必须同时具备几个相关条件：（1）弱者是自然剥夺的结果，如天生的残疾。

个人的独特性是人的尊严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正当化论据。例如，没有原告的起诉，诉讼过程就不可能启动。

[15]从这段话可以看出：（1）法律生活并非人的生活的全部，人的行为只有在进人法律场景时，才有受法律规制的必要。[24]德国学者耶塞克与魏根特也认为，虽然对于同样的危害结果应当给予同样的法律责难，但也存在许多不能非难行为人的情况，主要有身体缺陷、理解错误、知识不足、经验欠缺、年龄的增加导致身体的衰退，以及存在行为人无法解决的特殊的情境困难。

[37]至于在具体法律场景中，对于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残疾人所设定的特殊保障措施，大多是以人道主义精神，适度地减轻对这类人的能力要求。[29]由此可见，活跃于民事生活中的法律主体，不再是具有情感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一个个根据法律规则行事的角色，他们的好恶爱憎不影响法律关系的存续，其喜怒哀乐也不决定法律关系的内容。

[36]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社会福利就不是国家的恩赐，而是人们的权利了。另一方面，法律又必须规制人过于非理性的一面，以应然的标准来要求人们如何行为，从而使法律上的人成为一种必须依规则行事的人。法律中根据人的不同身份来设定人的不同权利与义务，本身就是鉴于人参与多种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因而是正常的、合理的。[24] [日]大冢仁:《刑法概说》，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但是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所反对的恰恰就是独特性：法律设想的人是同样的人、相似的人，因而以普遍的规则来统率千千万万个不同的个人。（一）在法律的调整范围上，划定个人私域的范围，确保个人不因社会化而被同质化公域、私域是对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两个不同层面的简单称谓。

[9]自由是与人的独特性相伴生的东西：没有自由，人的独特性无从展现。所谓风险社会，说到底，就是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

正如庞德所指出：对法律规范的衡平适用或个别化适用，已愈来愈为今日的法律所倡导。不管是对于行政还是司法，它都是管理活动的生命所在。

如恩吉斯所言，正义要求尽可能地‘具体化，即考虑人和情势的个别状态。人们常将法官与医生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担负着治病救人的职责。将生活人抽象为法律人的立法技术，是剔除人的一切外在属性，而只从类的角度来对人进行规制和定位。[41]这种类型的特殊境遇对人的心境和行动所产生的特殊影响是立法者必须考虑的。

（一）关注行为而忽视行为人的存在现代法律与古代法律的不同，在于仅以行为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每一个个体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绝对的，不可还原为另一个体。

而没有人的存在，行为的合理评价则将失去依据。四、个人独特性与法律普遍性的调适怎样来解决个人的独特性与法律的普遍性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呢?本文认为，在现代法律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来缓解人与法之间所存在的固有张力。

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仅是抽象的权利，要将其付诸实施，需要主体本身具有行使权利的条件。因为在人格行为论的立场上，行为是行为人人格的现实化，是由其主体、作为其创造者的行为人自己实施的。